“由是，《孟子》云：‘民生为本，仁爱为怀’又云：‘善政得民财，善教得民心。’再云：‘有恒产者有恒心！’
如果君王无爱民之心，只为满足一时国用，或者个人私欲，从而百姓遭殃，则国家必然不久，百姓也会将其抛弃。
如隋文帝以诈治国，以诈伪之举，使百姓将米粮存至国库，允诺百姓灾年奉还。
以至于盛唐之时，马周妄称前隋粮食至贞观依旧用之不绝，其因皆隋皇奸诈欺世，虐政害民，遇灾年不见履复诺言，奉还一颗米粮百姓钱粮，如此诈伪手段，使得国库顿时富足远超前代。
然而一时富足终究不抵一世富足，隋朝也为此付出代价，富足的国库使得炀帝穷奢极欲，好大喜功，同样因为灾年不曾奉还米粮，导致狼烟四起，兵祸连年，以至于最终断送江山……”
其实章祀还有其余话没说完，那就是君王独夫，则百姓必然抛弃，将其推翻再建政权。
介于身在封建社会，他不敢挑战固有理念，因此只能硬生生压抑住这股想法没说。
“仅凭此一言，可以辅政！”
章祀的话令陈献章受益良多，盖因他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解析这句话，使得这番话更有深度，更加铿锵有力，掷地有声。
以往解析莫不是都认为，劝鲁哀公藏富于民，可章祀却从杀鸡取卵的角度剖析，从劝诫变成了警告。
二者看似相似，但是内在性质实则相隔千里，有着天壤之别，不可一概而论。
而且他还引用孟子的民本观，解析这件事情，如果不按照“仁”道来行，不知体恤民力，必然会如隋朝一般灭亡。
单凭这一席话，陈献章认为章祀已经有了辅政的资质。
因为章祀此说以民为本，处处体现着儒家“仁治”观念，舍国而保家，有家才有国，如此百姓才能富强，国祚方能昌盛。
如果不以家为本，而是存着没有国家，民众什么都不是的观念。
或者是先富国，然后国家回馈百姓这种想法，最后只会落得个人人叫骂，时日曷丧，予及汝皆亡的下场。
而不会是，先富带动后富。
因为先富的人他只会堵住富的路子，让后面的无法富起来。
不然大家都富了，那他的优越感何在？
这无关其它，主要是先富的想要将可能后富的人要扼杀于摇篮之中，盖因资源是有限，如果一人独享，可知其获利多少。
譬如一碗东坡肉，一个人足以满足口腹之欲，两个人共享，也可以大快朵颐，三个人可以解解馋虫。
可若是四个人、十个人、乃至一百个人？届时恐怕连油腥都混不上一口，甚至于潲水都未必有的喝。
因此前者必定会拦着后者，将危机最小化，乃至消灭于萌芽之初。
国富还是民富同样此理。
因为朝廷无论是公卿亦或是天子，他们并不会太过在乎底层民众，他们眼里只要朝廷依旧运转，那么一切都不是问题。
反而要是朝廷没钱运转，那么这个江山社稷，也就再也没人能够支撑得住，坐在龙椅上面的那个姓氏，也就到了换人的时刻。
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以民为重的仁治思路也不是章祀一个人说，陈献章之所以夸奖，而是在于章祀小小年纪，能够有自主剖析问题的能力，而不是人云亦云罢了。
不过有道理归有道理，但是问题就显而易见了，故而一番夸奖之后，陈献章又重新嘱咐一番：“你所说的虽然有道理，但是日后还是休要再说这般言语，以免招来祸患。”
陈献章的话可算是点醒了章祀，他忘记了朱元璋曾经删除过《孟子》里面，这些不利于统治的话，不允许这种以民为本观念，在百姓心中扎根。
当然被删除的《孟子》主要还是用于知识分子身上，科举只有《孟子节选》而无《孟子》。
因为朱元璋知道，一群不读书的人是无法做出什么有效的反抗，即使造反也不过是皮癣之疾，可要是一群造反的泥腿子里面，混进了一个反动的知识分子，那就未必了。
因为他自己就是最好的见证。
所以这套手法，即使不需要焚书，也能做到焚书的效果。
于是明代两百余年，造反的多如蝼蚁，可成功的确寥寥无几，但凡能够做大做强，有威胁到大明王朝的起义军，他的队伍里面无一不是有着书生帮忙。
只不过因为能力的强弱，也导致最后成就的高低问题罢了。但是毫无疑问的是，做大做强的起义里面，必定有知识分子的入股，这是不可否认的。
可章祀并不能造反，所以他只能遵守这个时代规矩，禁止谈《孟子》民本思想，不然下回跟他说话的，就可能是锦衣卫校尉。
陈章贤见章祀神色稍霁，于是继续说：“你说的没错，这题目核心就在于藏富于民。
所以王吴县破题便是‘百姓既然富，那么君主自然会富’，很自然将题目‘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’字面意义破释。
承题主要在于，将破题中紧要之意，承接下去，引申题目的含义，使得整篇文章通畅。与破题明快关联，不能脱节。
所以申吴县写：‘因为君王的富，是藏在民间；如果百姓富，君王不可能有独穷的道理。有若这是深信君民一体含义，而告诉哀公’
……
后股则是，双行，需相对成文，形成排偶。用来呼应，提醒全篇而加以收束。
因此此文便答：‘牲畜米谷足以供应祭祀；玉帛钱财足以朝贡天子，倘若再说不够，百姓自有供应的，又如何能够谈不够？
酒肉食物，足够供应宾客；车马器械，足够供应征战讨伐，倘若还说不够，百姓依然自会供应，又如何能够谈不足？’
申吴县以事实举例，更是进一步戳穿鲁公贪婪之心，君主受万民供养，所有用出皆有百姓供应，可见国家并非真的不足，而鲁公借言不足，想要与民争利而已。”
随着章祀先前说的那番话后，陈献章对于这篇文章也有了更深刻的认知，这篇文章要么就是讽刺君王以贪婪，以天下奉己身仍然感觉不足，要么就是劝诫君王，君民一体。
绝对不是什么寻寻常常，闲来无事写下来的一篇范文。
但是这一切不重要了，眼下他是在和章祀讲解如何制艺，于是又道：“最后就是结尾，全文结束语，无须排比句，更不用圣贤口气。
由此王吴县便言：‘什一这种税法本来便是存着以民为本之心设立，国家丰足便是因此而来，又何必以求国富而增加百姓负担？’
此文层次分明，由浅入深，题义分析完毕之时，也是整篇文章结束之时，增一字则多，缺一字则憾，王吴县制艺之功，文章之雄，后世恐怕再也没有能及之人。”
对于这篇时文，陈献章是给予超高的评价，甚至之言，单凭八股文来说，后世不会有超过王鏊之人。
不过这也只是他的看法，是否如此，还需交给后人来看。
陈献章讲完例子之后，又问章祀：“此文读后，你有何感想？”
章祀想了一下之后回答：“读此文弟子以为，文有十要，即要布置、要开合、要照应、要错综、要清新、要无中生有。
布置详细则文有起伏，有首尾轻重，徐疾各得其所；开合有序则可随心所欲，或欲抑先扬，欲扬先抑，正题先反，反题先正，大开大合收缩自如。
有照应则文字谨严，不至散漫而不可收拾，有起题缴照应，有前后照应等，那么文章也会如初始构思，不会跑出题外。
文章有错综，则同股长短一致，用句排比相生，不会因为字数不够，而选择拼凑字数，以至于成为虎头蛇尾。
文要清新，凡作文须要人弃我取，人取我弃，无须拘泥于小节方面，搜章逐句，无病呻吟，力戒矫饰做作，以至于大局不可收拾，
文要无中生有，古文如欧公《朋党论》，东坡《范增论》，皆得无中生有精髓，其中当以王介甫等八家为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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